作者简介
骆格德（Grant F. Rhode）：波士顿大学高级讲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的兼职教授，曾任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大学访问学者。
大家好。我叫格兰特·罗德。1975年我在剑桥大学学习中文时，那里的汉学家为我取的中文名字是骆格德。
我想与大家分享的内容有，我是如何走上汉学研究之路的，以及从1970年6月完成本科学业开始，这条路把我领到了何处，直至我预计于2026年10月抵达亚洲色情
，担任汉学与中国学学院梧桐讲座教授。
缘起：文化兴趣萌芽，从人类学到海洋史研究
我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长大，它是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六个州之一。起初我以为自己会在大学攻读化学专业，因为我的数学和理科成绩都很优异，但后来我转修了人类学，原因是我对了解其他文化更感兴趣，这或许源于我的父母在二战期间曾在非洲服役。父母凭借战争期间及战后的经历，让我们四个兄弟姐妹耳濡目染，培养了我们对非洲等非西方文化的兴趣。我至今仍与出生在非洲的姐姐以及两个弟弟关系亲密。我们家还有一位非正式认作兄弟的非洲朋友萨姆，他来自乌干达。20世纪70年代初，伊迪·阿明对萨姆所在的布干达部落展开迫害，是我父亲帮助他逃离了险境。美国给了萨姆机会，他凭借自身的勤奋，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北极与南极地质学家，曾担任两所知名大学的理学院院长，还出任过另一所大学的教务长，直至2024年退休。我们家族向来崇尚求知欲、勤奋努力以及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与包容，萨姆也完全契合这样的家庭价值观。
我们曾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却并不富裕。我从高中就开始做建筑工，靠这份工作勤工俭学读完了大学。在波士顿附近的塔夫茨大学(Tufus University)获得人类学学士学位后，我曾与美洲原住民以及加拿大原住民群体共事，他们是美国东北部缅因州和加拿大海洋省份新不伦瑞克省的帕萨马奎迪族与马利锡特部落成员。
塔夫茨大学掠影
帕萨马奎迪意为“青鳕捕捞者”（青鳕是一种鳕鱼），该族群致力于传承自身的原住民语言与文化。我曾在缅因大学任职，于帕萨马科迪部落保留地的学校工作，协助培训部落教育工作者掌握教学技能，使他们能够在保留地学校担任帕萨马科迪语言与文化课程教师，同时配合非本地教师所教授的英语课程开展教学。我曾在新不伦瑞克大学撰写了一篇关于帕萨马科迪语—英语双语现象的文学硕士论文，以此分析我在瓦巴纳基双语教育项目工作期间的经历。那对我而言是一段十分有趣的时光。
令人惊讶的是，帕萨马科迪人都是出色的棒球运动员，他们邀请我在有美国和加拿大球队参赛的国际边境联赛中为他们担任中外野手。这段经历让我感到无比兴奋！在这一年里，我收养了一个名叫达雷尔的十岁帕萨马科迪男孩。他原本和祖父一起生活，祖父去世后，他便无人照料。达雷尔在祖父的教导下，十分精通丛林生存技能。那年春天，我们主要靠在保留地的湖泊里捕鱼为生。
这段时间里，我住得最久的地方是保留地旁边一座海滨小镇上一栋老船长的房子里。我在那里建造了一艘木质帆船。次年夏天，我驾驶它航行在缅因州与新不伦瑞克省沿岸，从此开启了休闲沿海巡航的航海生涯，足迹遍布美国东西海岸、大不列颠岛南部与西部海岸，以及加勒比海、地中海和安达曼海。这份热爱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后来为何会对海洋史研究产生兴趣。我与帕萨马科迪族共处的时光，是一段与这个仅有数千人口的小型部落族群深度交融的难忘经历。我学到了很多与我在新罕布什尔州南部成长时所经历的生活截然不同的东西。
抉择：遇见中国，踏上汉学研究路
在帕萨马科迪保留地工作期间，我读到了毛主席与尼克松总统会晤的相关报道，心想：“这可真有意思。而且，中国是一个非西方文化，这一点让我很感兴趣；它人口众多，这也同样吸引着我。”在我有生之年，美中关系得以改善的前景同样令我关注。我最早读《新罕布什尔州纳舒厄电讯报》的记忆，是关于1958年台海危机的报道。1974年，我骑着摩托车从新不伦瑞克省前往多伦多，在加拿大人类学协会的会议上提交一篇论文，内容是我对帕萨马奎迪语—英语双语现象的观察。进入多伦多市区时，我看到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外立着一块标牌，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这场关于一个大规模社会的展览及其图录，再加上极为丰富的考古发现，促使我做出了人生道路上的关键抉择——前往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开启中国研究，而不是在麦吉尔大学人类学系以博士生进阶身份继续从事阿尔冈昆语语言学研究。
就这样，我为期两年的中文学习生涯正式开启。我师从莫里斯·弗里德曼教授，攻读中国社会人类学方向，开始研读研究生课程并准备预研考试。弗里德曼教授是当时英国顶尖的汉学人类学家，在亲属制度与宗教研究领域著述颇丰。正是他培养了一代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英美人类学者——在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学生尚无法进入中国内地开展田野调查。弗里德曼教授要求我在学期内每周提交一篇严谨的论文，以此为牛津考试学校里的高强度考试做准备。在那里，我必须身着得体的学术袍，才能被管控考场出入的校警允许进入。幸运的是，我顺利通过了考试。弗里德曼教授为我安排了次年前往剑桥大学参加面向英国外交官的强化中文培训课程，并在此之后为我提供了攻读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名额。令人悲痛的是，弗里德曼教授在我从牛津转至剑桥的那个夏天，因心脏病发作离世，享年54岁。怀着悲痛之情，我继续沿着弗里德曼教授为我指引的道路，在剑桥求学前行。
在剑桥期间，我就读于冈维尔与凯斯学院，时任院长是撰写了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教授。我在剑桥的另一位导师是《剑桥中国史》的主编及主要撰稿人崔瑞德教授。我十分有幸，能得到弗里德曼教授、李约瑟教授与崔瑞德教授这些杰出汉学大家的指引与教诲。在剑桥的这一年里，我参与了一项工作——翻译1972年《上海公报》。我的脑海中开始充斥着政治、经济与外交领域的术语，与人类学词汇渐渐拉开了距离。在寻求下一步发展方向时，除了继续在牛津跟随弗里德曼教授从事研究之外，我并无其他明确选择，而就在此时，我获得了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外交史专业的入学资格。弗莱彻学院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国际关系研究生院，其毕业生中担任美国大使的人数超过其他任何院校。为资助我的研究生学业，弗莱彻学院向我授予了约翰·穆尔斯·卡博特文明与外交事务奖学金。
在弗莱彻学院，我的博士主修专业为亚洲外交史，博士考试的副修领域包括国际政治、国际贸易以及文明与外交，最终获得了国际关系专业的跨学科博士学位。在此期间，由于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我居住在台湾以继续提升我的中文水平。
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我在哈佛大学见到了著名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教授。令人意外的是，1977年我在日本国际会馆又偶遇了他和他的夫人威尔玛——当我走进早餐室时，竟意外看到了他们二人！费正清教授对我的研究给予了充分的鼓励，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成为了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
1980年，我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论文主题为《东亚岛屿争端：资源、战略与象征意义》。当时我便认为这是国际关系领域一个重要的新兴研究课题，然而该议题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并未在美国引起关注，直到后来才成为热点话题，我的博士论文也随之获得更多认可。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曾在塔夫茨大学教授本科生课程。在学术生涯初期，我撰写了多篇论文，并与里德·惠特洛克合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汇编（1948—1978）：注释版》一书，该书由韦斯特维尤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
20世纪80年代初，我被任命为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的助理教授，在那里教授本科课程，包括中国政治、日本政治以及东亚国际政治。马萨诸塞大学的这段经历于我而言十分宝贵，对我开发和讲授亚洲相关课程的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当时就感觉到，这所大学不会给一位研究亚洲政治的年轻学者终身教职。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合理的，因为马萨诸塞大学在数十年之后才授予一位研究中国政治的教员终身教职。
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掠影
暂别：转行从商，延续中美教育联结
由于要照料生病的父母，我在人生这一关键节点决定转行，以稳定家庭经济状况，并组建自己的家庭。我有幸与朱迪思·卡茨喜结连理，她是我在弗莱彻学院的同学，精通希伯来语与阿拉伯语，专攻中东问题研究。我重拾早年从事建筑行业的经验，创办了三家经营成功的建筑公司。在我打理生意期间，我和朱迪思身为父母，也倍感欣慰——我们住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毗邻的布鲁克莱恩镇，两个女儿在当地读高中时，大女儿修习了中文，小女儿修习了日文。
1999年，布鲁克莱恩高中（Brookline High School）与西安高新学校建立了教育交流项目。从1999年起的二十年间，直至2020年新冠疫情导致中美之间的往来难以开展为止，每年都有八名西安学生入住布鲁克莱恩当地家庭，在九月至一月期间就读于布鲁克莱恩高中。与此同时，每年也有八名布鲁克莱恩学生入住西安家庭，在二月至五月期间就读于西安高新学校。我的家庭曾在2003—2004及2004—2005学年接待过参与该教育交流项目的高新学校学生，我们的大女儿则于2005年入住西安一个家庭，在高新学校就读。后来她再次回到中国，先后在西安交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求学。作为一名家长，同时也是接受过汉学专业训练的学者，我十分认同许多中美学生及其家长的感受——参与布鲁克莱恩—西安教育交流项目的学生，在高中阶段的寄宿与海外学习中，都获得了“改变一生的经历”。我们目前正努力恢复这个项目在疫情前的活力，在布鲁克莱恩，人们亲切地将其称为“CHEX”。
2011至2012年间，我结束了创业生涯，从商界重返校园，重新投身汉学研究。我圆满走完了这段长达三十年的职业生涯，我热爱这份事业，它也为我的家人带来了优渥的生活。
布鲁克莱恩高中
回归：重返学术，搭建多元研究架构
2010年发生了一件对我人生转折至关重要的事——在波士顿大学（BU）的一次早餐活动中，我结识了美国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著名学者约瑟夫·费尤史密斯教授。2012年，他安排邀请我加入波士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约瑟夫评价我的简历“极为独特地兼具学术与商业双重背景”，尽管在2012年时，我的履历中商业相关的经历占比更重。在随后的十五年里，我一直努力平衡这两方面的经历，希望让自己的学术生涯与商业生涯各占三十年。费尤史密斯教授已于2025年夏天不幸离世，但他和波士顿大学的其他教职同事与我结下了深厚情谊，并在这十五年间一直支持我的工作。
除了在波士顿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外，历经三十载，我得以重新受聘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我还获得了在美国罗得岛州纽波特市（纽波特距离波士顿大约两小时车程）的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从事教学与研究的机会，并在该院战略与政策系担任了数年兼职教授。2014年，我和朱迪从布鲁克莱恩搬到了罗得岛州的布里斯托尔。这样一来，我就处在波士顿和我任职的纽波特之间的中点位置，同时也能毗邻风景秀丽的纳拉甘西特湾——我可以从家门口旁的码头驾船出海，这也为我的海洋史研究提供了灵感。就这样，凭借与波士顿大学、哈佛大学以及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三重合作关系，我搭建起了一个稳固的“三足支架”——就像剑桥大学学生考试时端坐其上的著名三脚凳一般。
2021年，我结束了在海军战争学院的教学工作。此后，我学术生涯中与罗德岛相关的这一支撑部分，便由布朗大学沃森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的中国研究项目所接替。在该项目支持下，我参与每周举办的、内容丰富的研讨活动，聚焦当下与中国相关的学术研究。凭借这三重学术身份，我得以接触到众多汉学家——其中大多是西方学者，也有部分中国学者，这是一群经验丰富、能力出众的研究者。
对我产生重要影响的汉学研究者包括波士顿大学的约瑟夫·费尤史密斯教授、豪尔赫·海涅教授、尤金尼奥·梅内贡教授以及叶敏教授；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威廉·奥弗霍尔特教授、宋怡明教授以及柯伟林教授；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安德鲁（德克斯）·威尔逊教授、萨拉·佩恩教授以及安德鲁·埃里克森教授；还有布朗大学的莱尔·戈尔茨坦教授、李竹青教授以及爱德华·斯坦菲尔德教授。在我所接触的汉学研究中，一直欠缺的是与中国当代汉学家共事的机会，以及重新拾起我因在美国本土商界工作三十年而日渐生疏的中文能力的契机。正因如此，我格外珍惜即将到来的机会——未来三年，我将在亚洲色情
以及世界汉学中心（又是一个三足鼎立的架构！）与师生们交流合作。我期待在亚洲色情
履行教学、研究、写作及参会等职责的过程中，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开展富有意义的工作。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想与大家分享2012年至今我在汉学及国际关系领域的教学、研究与发表成果的相关细节。
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教学工作
我在波士顿大学帕迪全球研究学院已开发并授课十余年，讲授三门为期一学期（13周）的课程，其中包括《外交与治国方略》《国际关系中的海洋》以及《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等多轮次课程。目前，我计划于2026年10月至11月在亚洲色情
讲授修订版的《外交与治国方略》课程。我在波士顿大学的学生均为20岁左右的本科生与研究生，其中大部分为国际事务文学硕士项目（MAIA）学生，攻读两年制国际事务文学硕士学位。我的学生中有许多来自中国。
2014至2021年这七年期间，我同时在海军战争学院（NWC）开发并讲授了四门课程，分别是《面向全球战略家的欧亚海事史》《台湾：转型与地缘政治》《亚洲海事历史与当前争端》以及《战略与战争》。我的学员均为30-40岁的军队中层军官与外交官，其中约80%来自美国，另外20%是来自近40个国家的国际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的学员，在完成为期一年的高强度学习后，将被授予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文学硕士学位。该学习阶段包含三门严谨的必修核心课程，每学期开设一门，同时修读三门选修课程，学业完成后，学生将重返其任务繁重的作战岗位。我很享受为这些年龄在20多岁至40多岁之间的学员授课。
研究与发表成果
自2012年加入波士顿大学以来，我已出版两部著作并发表多篇论文。这两部著作分别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大国博弈：以史为鉴塑造当前战略》（美国海军学会出版社，2023年）与《穿行“一带一路”：世界眼中的中国与中国眼中的世界》（哈佛大学出版社，2026年）。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大国博弈》是一部讲述欧亚海洋历史的著作。书中对11世纪至18世纪的八个案例进行了比较史学分析：其中四个与中国相关（元代蒙古、明代郑和、郑成功、壬辰倭乱），三个与印度相关（朱罗王朝、孔贾利·马拉卡尔、马拉塔联盟），还有一个涉及奥斯曼帝国，重点讲述16世纪奥斯曼海军在地中海东部的崛起与停滞。我撰写这部作品，是因为我发现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学生对近两个世纪的亚太历史颇为了解，却对更为深远的欧亚海洋历史知之甚少。我想了解一下，这本书是否有翻译成中文的需求。
《穿行“一带一路”》是一项基于实证分析的研究，旨在全面梳理并深入探究“一带一路”倡议首个十年（2013至2023年）的宏观脉络与地方细节。六年来，我一直负责波士顿大学“评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项目。疫情期间，线下会议无法举办，我组织了一系列线上讲座，邀请区域与专题专家围绕“一带一路”的多个维度展开研讨。2023年10月，恰逢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9月至10月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之际，我在波士顿大学召集二十位学者召开了线下会议。本书收录了2021至2022年参与线上研讨会、以及2023年出席线下会议的学者们撰写的核心论文。相关演讲视频可通过“评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链接观看。亚洲色情
将于2026年10月举办会议，邀请十余位《穿行“一带一路”》的国际学者作者参会，同时遴选十余位中国学者发表观点并参与讨论。期待各位能拨冗出席此次会议交流。
近期发表的其他文章包括《1683年施琅水陆并进收复台湾》（2024年）、《中国在地中海崛起：港口外交与积极参与》（2021年）、《中国、全球史与海洋》（2020年）、《陆海并进：中国一带一路在欧洲》（2019年）等。
我正在进行的书稿研究题为《美中教育交流项目之辩》。我在波士顿大学组织的首场活动是2012年一场聚焦马萨诸塞州的美中高中交流会议，相关内容已收录于《波士顿大学中国与亚洲研究中心亚洲专题论文集》第二辑。目前，我正与一个由六位学者和实务工作者组成的小组再度围绕教育交流主题展开研究，我们将对一系列美中大学及大学前阶段教育交流案例进行分析，计划于2028年将此项成果出版成书。美中教育交流是一个重要议题，本书将详实记录此类交流带来的重要益处，并以批判性视角分析如何完善相关项目。
我正在进行的论文研究课题包括“中国海洋现代化建设：招商局集团”。2022年，我受聘成为维京邮轮公司的常驻历史学家（VRH），在地中海、加勒比海、珊瑚海及中国海域的维京远洋邮轮上任职。2024-2025年间，我在“招商伊敦”号邮轮上用十周时间为乘客讲授中国历史。该邮轮由维京远洋邮轮与招商局集团合作运营。在此次沿中国海岸航行的过程中，伊敦号先后停靠深圳、广州、香港、澳门、厦门、福州/平潭、温州/洞头、宁波/舟山、上海、青岛、大连及天津等港口，并安排了相应的岸上游览活动。出于对海洋相关领域的研究兴趣，这些港口城市为我探索和研究中国的海洋遗产提供了极佳条件，尤其是明代时期的海洋历史，以及中国当前在21世纪蓬勃发展的贸易格局。
在我到访过的这些中国港口中，有七座跻身近年全球十大集装箱港口之列，分别是：上海、宁波、深圳、青岛、天津、广州和香港（按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第1、3、4、5、7、8、9位）。十大港口中另外三座分别是新加坡、釜山和鹿特丹（第2、6、10位）。在我继续从事汉学研究的道路上，关于中国海洋事业，仍有诸多事物值得我去观察与学习。
本文记述了我作为一名年轻的美国学者，如何从研究美洲原住民人类学，转向以海洋史与当代海洋事务为核心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我试图梳理并呈现我的研究动机、学术路径、教学工作及发表成果。未来三年，我将以梧桐讲座教授的身份，在亚洲色情
汉学与中国学学院继续我的汉学研究之路，对此我满怀期待。
